愛與希望之歌事件導讀受難者群像二二八年表參考書目 │ 討論文章

 在台灣史的脈絡中體會二二八的意義/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一、認清台灣近代史的本質

  台灣近代的歷史,充滿著海洋文化的性格。早在荷蘭統治台灣的十七世紀中,台灣已經開始了轉口貿易,成為遠東貨物的集散中心。三百多年前的台灣,就已躍入以經貿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與中國大陸只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有所分別。

  明鄭退守台灣,鄭經在台灣建立「東寧王國」,依然重視國際貿易的發展,台灣仍保持海洋商業的根性。清帝國併吞台灣後,消極治台,又因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降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台灣的商業發展,由國際貿易轉變為區域貿易。「郊商」興起,往來台灣與中國沿海之間,輸出農產,輸入手工業品。十九世紀四○年代以後,由於台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台灣。一八六○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先在淡水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

  一八七四年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屏東,後經交涉議和。事後,清廷才較極從事台灣的防務建設。十年後(一八八四),清法戰爭,法軍曾侵入北台灣,清廷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於戰後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本來近代化起步較清國內地慢約一、二十年的台灣,成積卻後來居上,成為全清國最進步的一省。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台,台灣士紳成立「台灣民主國」抗日,但仍不敵。台灣雖淪入日本殖民統治,但半世紀中,台灣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起用民政長官後籐新平,奠定日本在台的殖民地統治基礎。日治五十年間,在台灣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體系,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

  日本在台的經營,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政策,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亦即殖民地的剝削網路),必須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但亦因而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助長了十九世紀末葉已萌芽的全島一體的台灣意識,有助於一九二○年代台灣各項社會運動的發展。  儘管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內有相當的建設,但其本質是剝削和壟斷的,除親日的台籍買辦之外,台灣人普遍受到歧視,因此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日本領台期間的前二十年,發生過二十起以上的武裝反抗事件。而一九二○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以及日本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民主主義風潮的影響,興起一連串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抗日社會運動。「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共產黨」等團體組織,不一而足。一九三○年起,各項政治社會運動因日政當局的壓制而消沉,文學、美術、戲劇等運動代之而起。台灣新文化的追求,促進台灣知識份子主動思考台灣的圖像,激發台灣意識的茁長。

  台灣人對民主自由的要求,逼使日政當局於一九三五年起開放市會、街莊協議會半數民選,台灣人開始有了投票的經驗。

  一九三七年以降,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試圖改造台灣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大戰結束。半世紀的日本統治,台灣人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台灣社會的近代化,都起了相當的變化。也使得台灣社會與海峽對岸的中國社會產生相當的落差。試舉數例說明:一九三六年全台人口僅是中國人口的 1.2%,卻使用其23%的電量容量裝置。一九四三年一個台灣人平均使用的電量,是一個中國人平均使用電量的 233 倍;以農業和工業的產值比來看,一九三七年的台灣其比值是50:50,一九三三年的中國,其比是 93(農): 7(工);若以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來比較,一九四三年的台灣是 71.3%(山地更高達86.4%),同年的中國只有43%左右(這個數字還可能比實際偏高)。從這些比較,可知兩個社會發展的差距甚大。至於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之差異,更不在話下。

二、「光復」的果實

  儘管台灣人知識份子在日治時代已形成灣意識,甚至有「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口號,但那是相對於日本而言,在面對原鄉的中國時,台灣意識並未排斥中國意識,兩者之間並無明顯的界限,以致於大部份的台灣知識份子們不能瞭解到台灣與中國社會之間的落差。誠如史明所說的:「現實存在著的台灣‧台灣人,與現實的中國‧中國人雖屬於同一種族,但二者在社會上、意識上已成為不同範疇的二個民族集團…(中略)…當時〔按指日治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是所謂「民族派」的前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要幹部,不但不把這點認識清楚,反把現實的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大眾(多數者)的心理動向(台灣人意識),跟他們自己在腦筋裡所幻想的「祖國中國」「中國的台灣」等抽像觀念混淆在一起,結果,不知不覺之間,卻以「祖國中國」的幻想為基本觀念來從事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所領導的解放運動乃不可能直截了當的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只是心理上在「祖國中國」的觀念世界打圈子。」(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

  因此,終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人以一廂情願的熱情,迎接心目中的祖國。殊不知,二次大戰結束時,日軍係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指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軍投降。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其實是暫時的軍事佔領),大家都毫無懷疑地稱之為「台灣光復」。「台灣光復」雖然在程序上沒有經過台灣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實際民情來看,甫「光復」之初,台灣人民對於「光復」多採歡迎,還滿懷期待以為終於「回歸祖國懷抱」。

  不意,新來的中國政權卻以「征服者」的心態凌駕台灣,首先,無視於台灣人早有追求民主自治的歷史經驗,在台灣設立了無異於日本總督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是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無異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

  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下,大陸人壟斷權位,牽親引戚、苟且循私,外行領導內行,「接收」變成「劫收」,官場貪污腐化之風,讓台灣人民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在經濟方面,厲行全面的統制經濟,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人口激增,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欺民擾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風。戰後第一年的刑事案件,竟增加了28倍。總之,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全島蜂起,蔣介石派兵來台肆行鎮壓與屠殺,台人死傷慘重,社會精英被屠殺殆盡,民心潰決,台灣蒙受永難彌補的損失。這場「光復」的果實,實在太苦澀了!

三、記取歷史的教訓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體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流亡來台,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卻也一方面避開了共產中國的蹂躪,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在台灣原有的海洋文化的歷史性格下,發展自己的經貿工商,成就了所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成果。而且,在工商發展,社會變遷,文化交融之下,二二八事件時的族群對立已不復存,隨著台灣國際外交處境的艱難、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威逼,台灣內部族群之間的命運共同感應更加凝聚成形。

  今天,白色恐怖已逐漸過去,台灣政治已相當的民主化,內部要發生類似二二八的衝突,幾乎不可能,然而,面對中共霸權的對台統戰,二二八的歷史,仍應給我們深切的教訓與啟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謂「台灣光復」,是台灣與中國的一次「統一」。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引起這個後遺症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太大,體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說是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反抗的循環過程。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成果、法律系統、文化內涵、生活價值、人權指數…,都與台灣迥然互異,落差極大。台灣若被「統一」,真令人擔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

  五十三年前的台灣「光復」(「統一」),帶給台灣什麼樣的苦果?今後台灣要是再被「統一」了,又將要付出什麼代價?在二二八事件五十三週年的今天,台灣全體住民能從歷史與現實中找到答案嗎?